2001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三不管地帶》(No Man's Land)以黑馬之姿,擊敗原先呼聲極高的《艾蜜莉的異想世界》,大爆冷門。但是如果你親自看過了這部電影,相信你必然也會同意影藝學院的眼光。

 

  波士尼亞士兵崔奇與塞爾維亞士兵尼諾相遇在兩軍封鎖線間的戰壕裡,旁邊還有另一名波士尼亞士兵席拉正躺在一枚地雷上,只要他一轉身,地雷就會爆炸。崔奇和尼諾彼此無法信任,但又要合力尋找讓雙方都能安然返回軍營的方法,崔奇還必須設法救援正躺在地雷上的袍澤席拉。波士尼亞和塞爾維亞軍方因為不清楚戰壕內的狀況,唯恐爭端又起,雙方皆不願出兵援救,只得轉向聯合國維合部隊求援。聯合國部隊態度曖昧,此時卻有一位勇敢而善良的聯合國軍官不顧上級指示,決定前往救援。這消息又傳到一女記者耳中,兼程趕去採訪,於是戰壕裡的三條人命,透過電視螢幕,頃刻間成了全世界的焦點……


  這樣的題材,一不小心就會處理得過份嚴肅而流於沈重,但本片導演卻充分展現了他透視人性的慧黠,於是使得本片處處充滿著幽默感;這份幽默感並非是一般生活裡的言語調笑,而是來自於對人性弱點與人生荒謬的精準掌握。導演的鏡頭是冷靜的,不過份認同某一角色,也不過份鞭笞任何立場,只是把每一個不同觀點的矛盾與優劣都呈現出來。這樣的手法,提供了觀眾更大的反思空間;少了激情,感動卻依舊不減。


  聯合國是為了追求全世界的和平而成立的,但當重大事件發生時,重要官員全去參加「媒體公關會議」去了;但基層軍官畢竟還是稟持著聯合國的人道精神,挺身而出。後來聯合國在媒體的壓力之下有了動作,雖然是出於被動,但終究是發揮了作用。這麼說來,媒體揭發真相、促進公義的功勞不小;但同時,導演又讓我們看見了記者採訪時的嗜血、為求收視率不顧一切。一切都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現實與理想,昇華與沈淪,好壞皆有之,這就是我們所生存的世界。


  至於對戰爭所採取的態度,一般我們常會有的觀念是:戰爭常導因於少數政客的野心,大多數的老百姓其實是受到挑撥與教唆,他們並非真的無法和平共存。本片前半段似乎也是採取這樣的立場,兩名敵對陣營的兵士,在特定的環境與互動中,竟也能建立起一種奇異的相處溝通模式,甚至有某種的友誼聯繫。然而當外界費盡努力把他們兩人救出戰壕時,卻又是他們自己因為憤怒和仇恨而互相殘殺,一切的努力終成徒勞一場。這麼說來,政客雖可惡,人民何嘗沒有責任?如果你自願讓無端的仇恨情緒把自己吞噬淹沒,那旁人再怎麼做也無法幫助你達成和平。導演在此處並不一味地責怪政客,也不一面倒地同情人民,呈現出一個更為寬廣的思考角度。


  不同於一般的戰爭電影,本片刻意不去處理戰爭裡的喪親之痛(最易於在戰爭片中達到煽情效果的元素),所有角色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太多的牽連關係。上戰場前才認識的夥伴、戰壕裡不期而遇的敵兵、抗命救人的軍官、半途出現的女記者、臨時替補的除雷專家等等,所有的關係互動都建立在當下。因為彼此不熟悉,反而更顯現出人性的真實;有其光明的本質(崔奇毫不放棄躺在地雷上的席拉、聯合國軍官堅決要救出傷兵),也不乏黑暗的因子(兩方士兵的彼此仇殺、媒體的看熱鬧、聯合國重要官員的虛偽)。每一個人物、每一個立場似乎都有他良善的一面,有時卻也會露出些惡行惡狀;然而惡行的背後,好像又有那麼點不得不然、身不由己的味道。


  片中唯一受到較多正面評價的角色,應該就只剩那個果敢正義的救援軍官了。可是英勇堅定如他,最後能做的還是只有──放棄。於是,當女記者幽幽地吐出:「有什麼好拍的,所有的戰壕不都是一個樣」的時候,漸漸關上的窗玻璃,也就阻隔了席拉最後的一線生機;而窗玻璃上,映照著軍官離去時的無奈身影,如果我們象徵性地把軍官看成是本片中人道精神的代表,那麼人道精神竟也是這麼地軟弱無力,只能眼睜睜看著一條生命就此死去,這是多麼強烈的諷刺!所以,當影片畫面結束在平躺在地面上的席拉時,沈重的無力感壓住了每一位觀眾,就像是席拉壓住了地雷一樣,稍稍一動,便要爆發。


  《三不管地帶》的劇情架構相當簡單,但其中卻有著相當精心的設計,透過導演紮實的功力,使得整體主題在螢幕前完整地呈現。導演是反戰的嗎?或許是的,然而導演似乎更認為:戰爭的殺戮與殘酷,是一種無可避免的無奈與遺憾。人類如果無法克服天性中原始的劣根性,那麼戰爭也就不會絕跡。這算不是算是一種悲觀的看法?少爺倒不這麼認為。它只是真實地呈現了人性的脆弱於人類的侷限,也許這樣清楚地看見我們自己的弱點後,會更有助於我們修正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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